第二十三章 莫测 倪柳之间的公仇私怨…...

摘要： 陶勇求索之路《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作者、知名IT作家、前媒体人。创作声明: 内容包含剧透所谓倪柳之间的公仇私怨，并非出于私人利益的争斗，而是双方在工作中各自行事风格的不搭配造成的理...

所谓倪柳之间的公仇私怨，并非出于私人利益的争斗，而是双方在工作中各自行事风格的不搭配造成的理念碰撞，说得好听一点，叫做“文明的冲突……”

一、倪柳之间关系的变迁

以下截取倪光南院士提供资料部分内容、笔者无编辑修改：

倪光南“争权”

1993年春节，柳传志破例和李勤一起去海南度假，很可能在那里，二人密谋要对倪光南“削权”了。往年的联想工作会议，倪光南早就会得到通知，但这次开会的二天前，别的副总裁告诉他要开会了，他再去问，才知道确实要开会了。也许这是偶然的疏忽吧，倪光南还没有在意。

会议开始后，柳传志在讲话中提出了“联想的决策程序”是“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核心说了算”。他说，“核心是三人，就是柳传志、李勤、倪光南”。柳传志这样说可能是因为去年他提出了“向上负责”的口号后，在群众中有意见，觉得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所以他修改了一下，更像“民主集中制”了。

柳传志宣布“决策程序”以后，在大会上突然宣布：为了加强总工办的领导，核心决定由曹之江担任常务副总工程师，主持总工办日常工作。这是对倪光南的突然袭击，因为被称作“核心之一”的他，居然对此一无所知。倪光南想，我从没有想过要叫曹之江来做“常务副总工程师”，你说“核心说了算”，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吗！不过当时在会上他没有吭声。

会下一些技术骨干来找倪光南，表示不愿由曹总来领导，说如果让曹总领导，他们就走。倪光南曾听说，因为曹之江要求严，年轻人都怕他，不过没有想到他们的反映会那么强烈。另外，当时罗争请柳传志来看程控交换机成果，柳传志不肯来，而且已经传出，曹之江对程控、激光打印机等项目不满意。从这些迹象来看，倪光南意识到，柳传志要对他、和对他立的开发项目下手了。

那么倪光南交不交权呢？像“家庭电脑”项目，柳传志说一句话：给曹之江，倪光南就交了，因为家庭电脑在市场方面重要，但在开发上是小项目。而现在是要倪光南把整个联想的开发工作领导权交出去，倪光南认为，他不能交。虽然倪光南意识到，他在联想的日子已进入了“秋天”，但是他还是要尽力保住联想的开发队伍、开发成果。只要他还在位一天，他不能让人损害联想的未来。由于曹之江和柳传志的特殊关系，如果曹之江做常务副总工，主持总工办日常工作，他一切直接向柳传志汇报，那倪光南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柳传志任命曹之江是为了夺倪光南的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些技术骨干说，倪总，要是曹总来当常务副总工，你不就挂空了吗？

曹之江本人不一定想砍掉倪光南立的项目，但是经验表明，柳传志说什么，曹之江不管想通、想不通，总是执行的。1988年，联想式汉卡的二个方案（倪光南的ASIC方案和曹之江的常规器件方案）竞争时，倪光南不想停止曹之江的方案，宁可二个方案都做，最后由市场来选择，但柳传志叫曹之江停止，曹之江虽然想不通，还是执行了。所以如果让曹之江当常务副总工，那么柳传志想砍什么项目，曹之江不管想通、想不通，都会执行的。

倪光南第一次要争权了！他找柳传志说，你说由核心说了算，那么任命曹之江做常务副总工的决定为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没有必要设“常务副总工”，曹之江做副总工就可以了，日常工作还是我自己来管。柳传志说，这事已经宣布了，不好改！倪光南不得已，只得在领导层会议上提出，他不同意设“常务副总工”。会上刘金铎等副总裁说，应尊重倪总的意见，既然倪总不同意，就不要设了。会上没有一个人支持柳传志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得不到领导层的支持，柳传志只好撤销了。这样，直到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免职为止，二年里倪光南勉强保住了联想的开发队伍，保住了部分开发成果。他被免职后，大批技术骨干离去，程控部、ASIC中心等等也迅速消亡。倪光南的“争权”只是使这些事情延迟了二年发生而已。“无可奈何花落去”，联想终究走入了技术的冬天。直到LegendWorld 2002，人们才看到，技术的春天重又降临到联想的头上。

“宁抱一个大西瓜，不要一筐烂桃子”

柳传志不但想夺倪光南的权，还拿陈俭的R&ampD部开刀，向倪光南立的项目发难。陈俭和许志平、贺志强等都是计算所87年的硕士毕业生，他们进入计算所公司后成为技术骨干，1990年公司破格提拔这三个年轻的科技人员为副研究员，一时在中关村传为美谈，这对于鼓励年轻科技人员的进取精神起了很好的作用。

陈俭组织能力强，合作性好，他担任R&ampD部总经理，成为倪光南的重要副手。倪光南立的新项目大多通过R&ampD部，项目长大了再分出去成为事业部，所以柳传志拿R&ampD部开刀不是没有道理的。柳传志在会上公开点R&ampD部的名，说R&ampD部的开发工作没有做好，做了许多项目，没有成功的。他说“宁抱一个大西瓜，不要一筐烂桃子”，把R&ampD部的项目比作“烂桃子”。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这样对待开发工作，对待辛勤工作的科技人员实在使人寒心。柳传志为了压低倪光南，竟不惜打击一大批无辜的科技人员。

柳传志说“烂桃子”的时候，一些大项目还只立了一、二年时间，而像程控交换机、汉字激光打印机，多口卡、LXBS软件等等大项目，在有限的投入情况下（1992、1993年的开发经费每年只有300万元左右），进度都是非常快的。例如在程控交换机的生产定型鉴定会上，工业部门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联想程控交换机开发快，回报快，在业界是少有的，连中南海都采用了LEX5000，充分说明了它的强大竞争力。但柳传志就是把这些项目都说成是“烂桃子”，陈俭感到很委曲，倪光南不好给他挑明，只好加以安慰。

柳传志常说什么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但在对待程控交换机、ASIC中心等等问题上，他实际做的是将95%的希望变成0%的现实。

汉字激光打印机

后来汉字激光打印机事业部存活下来，成为没有烂掉的桃子。在程控部遇到困难时，徐非领导的激光打印机事业部也同样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当时倪光南也像对程控部一样，想把激光打印机事业部改造为子公司，最后也没有成功。幸而，汉字激光打印机利润高、回款快，这个部的规模也小，可以通过市场销售维持下来并逐渐发展。同时，倪光南也没有多说它，不像程控部，倪光南说得多，“枪打出头鸟”，被柳传志选为打击倪光南的首要目标。激光打印机事业部在徐非离开后，由刘洪继续领导，终于成为外国公司以外，中国激光打印机的第一品牌，成为一个没有烂掉的桃子。

关心

柳传志善于做人的工作，在和倪光南合作的时候，他能关心倪光南，使倪光南感到心情舒畅。倪光南家住和平里，单程骑车需50分钟。因为工作紧，一般是一天加班，一天不加班；加班的一天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然后在墙角的一张小床上睡，不加班的一天，回家休息。柳传志就劝倪光南把家搬到中关村来，说可以把倪光南的爱人老赵安置在公司工作。但老赵是学化学的，公司里没有合适的工作可做，所以倪光南和老赵一时犹豫不决，柳传志就到倪光南家中访问，做老赵的思想工作，经过反覆说服，老赵终于同意改行，到公司的公关部做《联想世界》杂志的编辑等工作。这件事倪光南很感激柳传志，也说明柳传志善于做人的工作，能尊重别人意见，和人商量。1992年底重奖倪光南50万元时，也是这样。当时倪光南说，工作是大家做的，我不过是代表大家而已，不能收。柳传志尊重了倪光南的意见，特别叫企划部和倪光南商量，制订倪光南奖金的捐赠计划，后来倪光南同意了这个计划，柳传志在大会上宣布了。在柳传志和倪光南合作的时期，柳传志做的这些事是真对倪光南关心。

转变

但是，在1994年倪光南发现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的问题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转变发生在1994年春。先是在2月下旬的工作会议上，由于李勤靠边站，曾茂朝得以做了若干天“核心”，介入了联想高层的会议，在会上他表示支持倪光南提出的放三权给事业部的主张，倪光南也把他看作是盟友，再说董事长名义上是公司的领导，所以倪光南首先向曾茂朝汇报了柳传志的问题，估计曾茂朝把倪光南的汇报又透露给了柳传志，很快，倪光南就感到柳传志对他特别对待了。

倪光南的女儿和柳传志儿子都在1993年大学毕业，93年下半年柳传志曾经问倪光南，他女儿毕业后的情况，倪光南说，在学GRE，准备出国。当时柳传志不以为然，说他不主张他儿子出国，出国了不是白培养一场吗？事情过了半年左右，1994年三月间，一天，公司人事部的小刘突然来找倪光南，说是柳总叫人事部帮助倪总的女儿办出国手续，当时把倪光南弄得莫名其妙。倪光南一想，觉得这事很蹊跷，为什么柳传志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布置人事部做呢？如果自己答应叫人事部做，别人会说倪光南借公济私；现在即使不叫人事部做，别人也会说，是倪光南要求过，但没有做成而已。所以倪光南觉得一定要说清楚。于是他立刻就叫小刘把把人事部总经理唐旭东也找来，当着二个人的面，很严肃地说：他本人从来没有对柳总提出过这种要求，他们当然也不必去做；倪光南说，公私要分明，不论是谁说的，违背公司制度的都不能做。倪光南觉得，这事和以前柳传志的做法一比就清楚，这不是柳传志的真关心，柳传志是在设计策，抓自己的把柄。

二、倪柳之间分道扬镳

以下根据倪光南院士资料（笔者无编辑）：

1994年4月分柳传志在医院休养，一天，他叫他的司机开着奔驰600接倪光南到钩鱼台公园谈话，司机带倪光南进去后退出来了，两人走到一个亭子里坐下谈话。柳传志单刀直入地说：老倪，你不要再提香港联想上市的事了，今后我可以把你放在李勤的上面，这个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倪光南也很干脆地回答说：老柳，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做董事是代表大家的，香港联想上市的事你要对大家有个交待，如果大家说可以，我个人没有意见！柳传志见倪光南没有一点接受条件的意思，就说：好吧！这事就谈到这里！接着，二人随便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柳传志就叫他司机进来，又把倪光南送回去了。后来，二人在柳传志办公室里又有几次交锋，有一次谈得很激烈，倪光南对柳传志说：香港联想上市的事我一定要弄个明白，什么我都不怕！通过这几次摊牌，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只是外人在表面上还看不出来而已。

三、媒体报道“倪光南之怒……”

当年，曾经有媒体报道《倪光南之怒》……

大致内容根据倪光南院士提供的资料：

1994年5月初的一个深夜，倪光南的爱人老赵突然打电话给正在香港的倪光南，着急地说：小侯（倪光南的“专车”司机）在车队里喝了很多酒，情绪很坏，说是不要他给倪总开车了，他要……

这时，倪光南才意识到前不久他的专车司机突然换了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联想副总裁以上有专车，在确定倪光南的司机时，负责管后勤的蔡树永副总裁向倪光南征求意见，问是否同意由小侯做他的专车司机？倪光南欣然同意。此后倪光南和小侯相处一直很好，小侯人很机灵，技术好，有时倪光南出去开会，遇到塞车，小侯总能想法绕路走，准时到达，倪光南为此夸奖过他。总之，小侯服务是尽心的，在为倪光南开车中从未出过问题；倪光南对小侯也只有表扬，从未说过一句重话。5月分倪光南从香港回到北京，在总裁室会议上，柳传志突然说：车队最近出了不少事故，尤其是侯XX（小侯），他是给倪总开车的，如果给倪总开车出了事故，伤了倪总怎么办？车队要好好整一下。倪光南听了觉得奇怪，小侯出事故，我在香港，也没有伤着，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你做总裁的，从来不管谁给谁开车这种小事，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我的司机来了。这种情况倒使倪光南联想起当年柳传志在香港借故斥责张振祥的情景。当然，在会上倪光南什么也没有说。会后不久，倪光南发现是小刘来给他开车了，但当时倪光南以为也许是小侯请假了，没有在意。倪光南没有意识到，这是背着他换了他的司机，而且可能还借着倪光南的名义，对小侯说了许多伤害小侯的话。

等到倪光南深夜在香港接到老赵的电话才悟出，这里有鬼。当初车队把小侯定为他的“专车”司机时，老蔡专门征求过他的意见，但现在撤换他的专车司机时，老蔡居然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做了，在等级严格的联想，如果是老蔡自己的主意，按蔡书记很强的“组织性”，一定会来征求他的意见，而且老蔡主意本来不多，他决不会主动想出给倪光南换司机，倪光南联系到那次总裁室会议上柳传志的讲话，感到这件事后边有柳传志的影子。

为了平息事态，倪光南当即往车队打长途电话，找了小侯，进行安慰。倪光南说：小侯，这些年我说过你没有？小侯说：没有。倪光南说，小侯，我从来没有说你开车不好，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你开车，我没有说过要换掉你，你相信我的话吗？小侯说：倪总，我相信。倪光南说，好，既然这样，你就要听我的话！现在，你不要再喝酒了，赶紧睡觉去！小侯听了倪光南的话，很快就平静下来了，这事没有闹大。

倪光南从香港回来后想，阴谋就怕公开，让总裁室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车队就不会再出什么事了。这样，他就给总裁室写了这封信。

而“柳传志方面的说法是：1994年5月3日，因为倪光南的司机违反规定，联想集团给倪光南重新换了一个司机。这么一件小事情，倪光南通过书信向柳传志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让柳传志感到非常意外。收到信的当天晚上，柳传志马上回了一封信，他这样写道："......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四、柳传志给倪光南写的信

1994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已经合作了10年，每当他想起这10年风雨，他的内心就不能平静。他在给倪光南的信中写道：“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

柳传志还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柳传志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五、倪光南诬告还是“误告？从何祚庥院士文章说起

“倪光南在失败之后，采取了打击人的方法，诬告联想集团领导人大搞经济腐败……”何祚庥院士一语惊人，还被称为“倪柳之争”的“亲历者”。其实，在我看来，老院士绝非亲历者，只能是旁观者、知情者——但有些地方肯定比我了解情况得多！不过，说倪光南诬告，我觉得可能与事实不太符合，毕竟，我不仅完全拥有倪光南提供的“倪柳之争”材料，我同时也阅读了凌志军、刘韧和迟宇宙三位撰写的关于“倪柳之争”的著作。这些著作详尽地还原了“倪柳之争”的起源，貌似也没说倪光南诬告。。

但是,何祚庥院士的文章还是极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冲击了我关于“倪柳之争”固有与半固有的观念，尤其在“倪柳之争”的起源上——我过去一边倒地相信“倪柳之争”起源于柳传志违规、倪光南出于公义愤然上告——而何祚庥院士的说法，至少让我明白，“倪柳之争”起源还存在另一种或更多的解释。何祚庥院士更让我理性反思自己过去完全采信倪光南院士之材料与说辞所产生的认识误差！

不过，虽然对何祚庥院士指称倪光南误告与诬告界定需要商榷，但我觉得关于倪光南索要一千万一事，比较可信。当然，在我看来，倪光南索要千万巨款估计是想作为芯片研发投资基金而不是私人使用。但此事不仅涉及何院士，还涉及其他多人，所以，何院士不太可能说谎或发生记忆错误。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正当我在思考倪光南院士当年告状究竟是出于公义还是个人恩怨时，老院士的出现颇令我受启发！

事实上，对于倪光南院士告状动机，计算所原知情人也认为“公私兼顾”。既有出于公心，也包括个人恩怨因素。

所谓“误告”是指告得不完全准，没有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别。

我曾经跟朋友说过，倪光南院士对法律政治就是小学水平，他根本就不懂法律（他实际也不尊从法律规定、除非对他有利）。头两年他就让我组织计算所老员工起诉柳传志冒充联想创始人侵犯计算所“名誉权”，我说即使侵犯了计算所的名誉权，也要计算所提出，他说代表计算所不行吗？我说这个需要计算所授权，他还问我计算机协会起诉行不行呢？我说计算机协会起诉同样需要计算所授权（计算所会参与这个荒诞不经的诉讼吗？）。

关键是倪光南院士非常的固执己见，头些年，我给他提出的法律意见他根本不会采信、仅仅当耳边风。直到大概2018年以后，他的第四任律师（前任律师学生）可能离任了，他才跟我问有关法律问题、我当时就感到有点奇怪。下面手机短信是2019年8月我和倪院士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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