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R下跪招人:日本大学应届生赢麻了吗?

日本职场真的逆天了!
98.1%,这是日本2024应届生就业率。
2024年日本月均劳动总时长为136.9小时,按每月22天算,打工人一天上班不到6.5小时。
2024年4月入职的日本大学毕业新员工起薪为226341日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比上年增加4.01%,创历史新高。
而日本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为3302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万元),创下有可比数据的1976年以来的新高。
怎么回事?不是说失去的三十年吗,日本这个国家开始翻盘了?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上面相关的数字,出自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政府机构厚生劳动省。
通常是针对员工数5人或10人以上的民营企业和公营事业所抽样调查,统计得出的,工资收入还只是不包括加班费在内的规定内工资。
数据可信度自然没有太大问题。
但事实是,日本毕业学生就业情况确实在向好,倒也不至于好到逆天的地步。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调查中,会区分就职希望率和就职率两个概念。后者也就是所谓的就业率,其实是“希望就业的应届生中实际就业人数,与希望就业的人数的比值”。
比如说,某所大学有1000名应届毕业生,其中有600名打算毕业后直接就业,而这600人中有585人成功就业了,那么就业率就是585人和600人的比值,即97.5%。
2022年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
事实上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第74回),日本在2023年大学本科毕业生人数约为59万人,其中继续求学的人数为6.8万,统计中就业人数为45.7万人,占比就只有77.5%了。
其他人去哪了,很难说。
可能出国、自主创业、继承家业、自主学习,也可能正在躺平。
世界各国对毕业学生就业率的统计口径不尽相同,比如我国统计这项数值的分母是某级教育毕业生总人数,但分子也包含了协议合同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和升学毕业生的总数。
不论怎么说,放在日本失落的纵向30年里,这也算是一种复苏奇迹了。
再加上平均月薪的上涨,日本就业市场确实呈现出一种“卖方市场”的态势。
从校招到社招,日企“变了”,甚至在2024年春招时流传出HR下跪招人的神奇场面,亦真亦假,但很日本。
根据日本人力资源龙头Recruit发布的数据,2024年日本企业对本科应届生的平均求人倍率为1.75,即1个求职者对应1.75个岗位,高于去年的1.71。
对全国超4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有49.1%的企业预计上调首月工资,比去年上调的比例增加了15.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和金融两大行业上调工资的比例最高。
另一人力大公司doda数据显示,2025年毕业的本科和硕士,也就是去年还在上大三和研一时,就已经有68.2%的人拿到了企业offer,比例也是过去最高。
除了校招,日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打破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文化,既接受跳槽走,也欢迎社招来。
共同社最新调查显示,欢迎离职员工回归的日企已高达71%,明确不欢迎老员工回归的只剩8%。
日本电气NEC在2023年度回聘了超过20名老员工,公司HR承认这些员工在“友商”那里积累的经验非常宝贵,没有必要把他们拒之门外。
这还是日本吗?
当年它可是地球上出了名的“卷王”,相比之下前些年国内的“996”风气都稍逊风骚。
2019年的热播日剧《我,到点下班》中,32岁的东山结衣是网站设计公司项目总监,永远秉持不加班原则,18:00准时打卡,然后一路小跑来到小巷子中一家中华料理店,享用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和冰爽啤酒。
同样是料理店常客的两位大叔经常看到她,就不禁嘀咕道:
哎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一样了呢……想当年,我们这代人如何如何辛苦,如何奋斗……
于是,东山结衣甜美地回应一句:“哦,然后就经济危机了对吧?”
大叔立马做乖巧状,这真的无言以对。
1960年秋天,日本池田勇人内阁为了转移社会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治关注度,大手笔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旨在通过税收减免、导向性的投资、扩大社会保障网、鼓励出口来刺激工业发展,目标是在十年内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翻倍。
1955年至1970年期间,日本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6%,1960年后不到七年经济规模就翻了一番,整个产业结构跑步实现工业化,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
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左图)和不同产业从业人数的变化(右图)
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显现。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低欲望社会”,年轻人缺乏拼搏和创新精神,一大原因,就是在上个时代人们普遍过劳,活力都被透支了。
“过劳死”一词就发源于日语,1980年代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
叠加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浪潮,在进入21世纪后这种现象竟愈演愈烈。
2000年1月,在桥本市政府工作的塚田浩向上级写了申告书,很直接地说,“我感到非常痛苦,身体已经累垮,趁现在还没犯下重大失误,我希望调动到其他工作岗位”,但要求被上级忽视了。
直到2月份因为文书科拟的草案中出现一次错误,塚田浩感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心理状况跌到了谷底。
3月1日,塚田浩在上班路上自杀了,遗书中写道:“非常抱歉,工作实在太多,我没有办法承受更多,只能选择死亡,再向大家道歉,请原谅我吧。”
根据事后调查,算上居家办公的时间,塚田浩在2月份的加班时长可能达到200小时,如果一天不落,相当于每天加班接近7小时。
201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对日本5000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其中80%的企业存在员工工作时间过长与过度疲劳的情况。
日本企业过去曾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荣,鼓励员工在同一家公司干到退休。
所谓“终身雇佣制”是由创立于1918年的松下公司提出的,被尊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说:“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
相应产生的“年功序列工资制”,是根据职工的学历和工龄长短确定其工资水平的做法,工龄越长,工资也越高,职务晋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基本“论资排辈”。
这样一来,企业锁定优秀的员工,员工也得到固定的保障。
这种模式被无数企业仿效,在战后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为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把“忠诚”视为最大能力的文化,虽然保证了职场人的安全,却也可能让他们无限期地忍受着同一家公司、同一个上级的压榨。
当经济上扬时,大伙忍一忍也就算了,但历史没法假设,绚丽的泡沫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终于还是破灭了,成了《我,到点下班》料理店中大叔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年轻人发明了“社畜”这个称呼,也开始用超低生育率表达无声的对抗。
这些自然演变的结果,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2月25日发布数据称,2024年人均每月劳动时间为136.9小时,劳动时间指数比上年下降1.0%。
《日经中文网》分析称,新冠疫情后欧美的劳动时间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日本却恢复缓慢,是件亦喜亦悲的事。
一方面,物极必反,声名狼藉的“过劳死”现象也是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
日本在2019年4月1日开始实施《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是1947年《劳动基准法》制定以来的第一次对加班时间数做细化限制。大企业率先执行,中小企业从2020年开始执行。
法国巴黎银行证券公司的河野龙太郎认为:“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加班需求减少,限制加班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影响在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2023年之后开始显现。”
在有统计的10人以上民营单位中,全职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规定内的劳动时间减少0.5%,加班时间减少了2.4%。截至2024年日本正式员工的劳动时间减少对总体劳动时间下降的贡献达到了8.1小时。
但另一方面,让整体劳动时长减少更重要的原因,竟是企业扩大录用了短时间工作的兼职员工。
日本基础研究所的斋藤太郎分析了以1993年为起点的月均劳动时间减少的主要原因,发现截至2024年,日本总体的月均劳动时间减少了24.7小时。其中,兼职员工比例上升对劳动时间减少的贡献最大,达到10.6小时。
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的显示,2023年日本6738万的劳动人口中,正式雇员人数是3606万,非正式雇佣的劳动人数达到2124万,占到总劳动人口的31.5%,并且还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从2024年的月均劳动时间来看,日本的正式员工为162.2小时,兼职员工为80.2小时,只有前者的一半。
没错,兼职员工比例上升拉低了总体劳动时间。
短时间工作的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越来越多女性和老年人就业。
2018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就达到69.4%,相比2012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
到2024年,大约83%的日本黄金工作年龄女性(25-54岁)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这一比例比美国(2024年,77%)还要高。
中小企业和需要大量人手的零售、餐饮以及运输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情况严重,他们对女性参加工作抱有很高期待。
女性融入社会工作,这还相对比较好理解,也是性别平等的进步。
但老年人还在职场中逗留,就有点迫不得已的意思了。
早在2005年,日本就已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即根据联合国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
此后,由于长期低位徘徊的总和生育率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日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走高。
日本总务省2024年公布的细分数据显示,在日本65岁以上的女性有2053万人(约占女性人口的32.3%),65岁以上的男性有1572万人(占男性人口的26.1%),人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87.14岁和81.09。
日本人口长期演进推算(厚生劳动省,2021年)
与此同时,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人数也创了新高。
同样来自日本总务省的数据,2023年,日本65岁以上仍在工作的老年人比2022年又增加2万人,达到创纪录的914万人,就业比例达到25.2%。
也就是说,在65岁以上的日本老年群体中每4人中就有一人处于工作状态。
就年龄段来看,60岁到64岁老年人的就业比例为74%,65岁到69岁为52%,70岁到74岁为34%,75岁以上为11.4%,所有年龄段的就业比例都在不断上升。
日本已经在2021年4月开始实施《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该法律要求企业有义务为70岁以下的员工提供就业机会。企业可以选择:一)提高退休年龄;二)废止退休年龄制度;三)再雇用。
“批发零售业”、“医疗福利业”和“服务业”最受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欢迎,就业人数排在前三位,其中“医疗福利业”的高龄就业者增幅最为显著:在2013年到2023年间增加了1.4倍。
日本社会,正在表现出“工作至死”的决心。
是日本老人热爱工作吗?
怎么可能?
2020年日本的老年赡养率是1.89,意味着现在不到2位20-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就需要赡养一位老年人。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在2022财年已经支付了40年国民养老保险的个人,每月只能领取约6.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250元),国民年金替代率从1990年的62%暴跌至2022年的38%,而日本家庭的平均月消费支出却高达24.4万日元(约合12145元),“养老金贫困”才是日本老人的难言之隐。
日本第一批婴儿潮“团块世代”(1947-1949年出生)已经进入超老龄阶段,却难有片刻清闲。
至于年轻人起薪上涨,看上去更像劳动力市场的“回光返照”。
一方面,在这样的劳动力“天花板”下,人手短缺和薪资上涨导致企业成本提高。日企单位劳动成本在2024年10-12月同比上涨4.5%,仅次于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4-6月的5.2%)。
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让企业创新能力受到严重抑制,2024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日本社会全要素生产效率保持在0.5%,事实上在2013年以后就从没超过1%。
企业成本上涨意味着不得不向价格转嫁。
日本这个国家,吃喝拉撒的人口量庞大,又不得不依靠进口,现在深陷输入型通胀的困局。
2025年1月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包括接近实际生活感受的生鲜食品在内的综合指数同比上涨4.0%。
年轻人的工资看似涨了,也没涨,物价涨得更凶。
老年人看似退休了,也没退,还要为吃饭奔波。
这样看过去,这局很难破……
● 主要参考资料:
1.日本劳动时间出现下降_日经中文网
2.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超过美国_日经中文网
3.《战后日本经济史》[日] 野口悠纪雄
4.《过劳死:这份工作比命还重要?》(译文纪实)[日] 牧内昇平
5.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超过美国 日经中文网
6.《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延迟退休政策探析》丁英顺,赵明
7.日本2024年统计年鉴
8.毕业等于就业,日本应届生赢麻了?_日本东方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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