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刃向内”的改革：马斯克与DOGE计划的激进之路

摘要： 一、颠覆者的逻辑：效率革命的必要性在联邦政府债务突破35万亿美元、官僚体系效率持续滑坡的背景下，马斯克主导的DOGE（政府效率部）凭借成功的“科技新锐”人设，以“企业家的战争”姿态...

一、颠覆者的逻辑：效率革命的必要性

在联邦政府债务突破35万亿美元、官僚体系效率持续滑坡的背景下，马斯克主导的DOGE（政府效率部）凭借成功的“科技新锐”人设，以“企业家的战争”姿态闯入华盛顿，其激进性恰恰是打破现有僵局的必要条件。

传统渐进式改革，比如《政府绩效法案》，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从1993年颁布到2000年全面实施，历时7年，是美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重要立法，标志着美国政府从传统的投入导向转向结果导向的管理模式。如果这部法案达到了立法的目的，也就不会有马斯克今日率领DOGE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充分证明官僚系统的自我革新存在结构性失效。

DOGE的“乱世重典”风格——从直接向联邦雇员下达指令到单方面废止冗余法规——本质上是以商业领域的“休克疗法”冲击公共治理的积弊。这种策略虽有争议，但符合“危机倒逼改革”的历史规律：正如里根时代以新自由主义击溃滞胀，当下美国需要的不是温吞的妥协，而是敢于撕裂既得利益网的变革者。

二、CEO治国模式的核心价值：颠覆性创新的实践路径

技术极简主义的降维打击

AI驱动的流程优化与审计：DOGE团队借助AI工具对联邦机构进行高强度技术审计，以“机器速度”交叉对比海量财务数据，筛选异常或重复开支，甚至精准评估某些合同的实际支出效果。例如，通过AI技术快速识别无效法规，分阶段提交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暂停执行。马斯克的盟友、前特斯拉工程师托马斯·谢德宣布，美国总务管理局（GSA）下属的技术转型服务局（TTS）将推行“AI优先”战略，并向联邦政府各部门推广。该战略旨在通过自动化简化政府流程，并集中管理联邦数据。GSA代理行政官史蒂芬·埃希基安推动开发AI代码代理（AI Coding Agents），供政府各部门使用，以推动财务管理与行政工作的自动化。

精简机构与人员：DOGE曾宣称将428个联邦机构精简至99个。例如，首个被裁部门是多元化与包容性办公室（DEIA），此外还计划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通过“买断”计划和强制离职措施，促使大量联邦雇员离职。截至2025年2月，约有4万名联邦雇员自愿辞职。此外，DOGE还冻结了部分机构的招聘计划。

数据驱动的决策：DOGE团队获得了财政部支付系统、人事管理局（OPM）等核心机构的数据访问权限。通过这些数据，DOGE能够快速定位并切除冗余开支。技术转型服务局（TTS）将推行“AI优先”战略，推动政府机构运作方式类似“初创软件公司”，通过数字化简化政府流程。

成本控制的战时动员

大规模开支削减：马斯克希望DOGE能够减少2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支出，后将目标下调至1万亿美元。DOGE团队声称已实现550亿美元的支出削减。DOGE冻结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对外援助项目；取消多元化与包容性合同，节省了10多亿美元；聚焦五角大楼的预算审查，计划通过技术手段优化采购流程，节省开支。

强制远程办公与人员裁减：DOGE在能源部等机构推行远程办公强制令，触发自愿离职潮，减少直接裁员压力。通过“买断”计划和强制离职措施，DOGE促使大量联邦雇员离职，减少行政开支。

高效的决策与执行：DOGE团队以“战时思维”推动改革，快速识别并切除冗余开支。例如，DOGE在短时间内冻结了全球人道援助项目，甚至直接进入财政部支付系统。DOGE团队通过跨部门倡议，推动联邦机构之间的协同优化，进一步提高效率。

权力重构的暴力美学

这种“刀刃向内”的魄力，恰是政客集团无法企及的——传统政客受制于选票与旋转门利益，而马斯克以“亿万富豪”和“政治素人”的双重身份摆脱了这些枷锁，得以放手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DOGE的合法性直接锚定于特朗普的行政授权与共和党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其核心策略是绕过国会两党拉锯，通过总统行政令与司法判例强行推进改革。这种“制度套利”虽被诟病为破坏分权制衡，却实质复现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主张：“行政权的活力是良好政府的首要条件”。

三、风险警示：激进改革的边界与代价

政治依赖的脆弱性

DOGE的权力几乎完全依附于特朗普-马斯克联盟，这种“双巨头模式”在短期内可压制官僚体系的反抗，却也埋下系统性风险。一旦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或特朗普因某种原因退出，反对势力必然对DOGE展开清算。马斯克需尽快将部分改革成果立法化，例如将联邦法规算法审查程序写入《信息自由法》修正案，否则改革可能沦为昙花一现。

社会契约的撕裂风险

当DOGE计划以“削减大量联邦岗位”为目标时，其商业思维未充分考量公共服务的特殊性。联邦雇员不仅是行政成本的载体，更是医疗补助、退伍军人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执行者。若裁员速度超过再培训计划的承载能力，可能引发公共服务的断崖式下降；对效率的极度追求，也可能丧失对社会公平的兼顾。这一教训在英国撒切尔时代英国的私有化改革中已有显现，当时公共服务领域的快速裁员导致了服务中断和社会不满，以至于特朗普都不得不出面强调联邦政府的裁员应像使用“手术刀”一样精准，而非采取“大斧头”式的粗放方式。

技术治理的隐性霸权

算法决策的“黑箱化”可能制造新的权力垄断。例如，DOGE用于识别低效项目的AI模型，其训练数据过度依赖马斯克旗下公司的管理经验（如特斯拉工厂的供应链数据），导致政策设计偏向资本密集型解决方案，忽视弱势群体的非量化需求。这种“技术达尔文主义”可能加剧城乡与阶层的数字鸿沟。另外，马斯克主张通过技术手段快速识别和清理政府冗余，以避免系统性崩溃。然而，这种激进的改革方式也引发了对民主程序和行政越权的担忧。

四、改革者的生存法则：在颠覆与秩序间校准

在激进改革的道路上，改革者往往会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攻击。为了保全改革成果，改革者需要学会在政治斗争中保护自己。一方面，通过透明化改革进程，及时向公众披露改革的进展和成效，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建立广泛的同盟关系，包括与国会两党议员、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的沟通与合作。只有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改革者才能持续推进改革，避免因个人的困境而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具体做法如下：

建立“速赢制度化”双轨机制

速赢：继续以高调行动制造改革势能，例如每月公布联邦部门效率排名，对垫底机构启动预算冻结（效仿新加坡政府绩效考核）。

制度化：选择少数核心成果（如AI法规审查系统）推动国会立法，将其转化为跨党派的制度遗产，降低对特朗普的个人依赖。

有限妥协换取战略空间

在引发激烈抵抗的领域（如联邦医保裁员），可采取“裁撤行政岗+增加一线服务外包”的混合策略。既实现成本控制目标，又通过私营机构（如CVS诊所）维持服务供给，缓解公众反弹。

构建“反脆弱”舆论同盟

利用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影响力（X平台2.5亿月活用户），直接向中青年科技精英群体传播改革叙事，塑造“DOGE=现代化救赎”的集体认知。同时选择性吸纳少数民主党温和派（如硅谷选区议员），以“跨党派技术革命”标签稀释党争指控。

五、结语：为必要的破坏正名

DOGE计划的真正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其削减了多少亿美元支出，而另一方面更在于证明了“打破规则”本身就是规则重建的前提。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钱花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对外援助项目上、国防部采购咖啡杯单价1200美元的荒诞现实持续数十年，温和改良主义已宣告破产。

马斯克的激进性，恰恰是治愈美国政治僵局的苦口良药——即便可能因药性过猛引发呕吐。但历史终将铭记：所有伟大的制度转型，从普鲁士施泰因改革到日本明治维新，都始于敢于冲破旧秩序的“孤勇者”。

马斯克给DOGE的目标是在202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前完成使命并自我解散，其使命成败尚未可知，但抛开两党政治的博弈，它撕开的那道裂缝，已让阳光透进了腐朽的官僚铁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