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闽粤为何盛产顶级企业家？

摘要： 编者按2月27日下午，赛格大道和接入DeepSeek R1的腾讯元宝聊了聊中国顶尖企业家密集出现在东南沿海的议题。讨论形式为赛格大道提问，元宝（DS）回答。问答全文如下，推荐诸君一...

编者按

2月27日下午，赛格大道和接入DeepSeek R1的腾讯元宝聊了聊中国顶尖企业家密集出现在东南沿海的议题。讨论形式为赛格大道提问，元宝（DS）回答。问答全文如下，推荐诸君一读：

赛格：马云是浙江人，张一鸣是福建人，马化腾是广东人，他们都是超级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近期爆得大名的梁文锋也是广东人。他们都来自东南沿海省份，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原因呢？ 

元宝：东南沿海省份在中国互联网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背后存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基因、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以下结合马云（浙江）、张一鸣（福建）、马化腾（广东）、梁文锋（广东）等典型案例，分析其共性原因：

一、地理与开放传统的双重驱动

1. 海洋文明的冒险基因

福建、浙江、广东均属沿海省份，历史上因耕地有限（如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迫使居民通过海洋贸易谋生。这种“离乡闯荡”的传统塑造了开放意识，例如：

闽商：宋元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商业网络，明清郑氏海商集团称霸东亚；

浙商：宁波帮以港口贸易起家，马云曾形容浙江人“骨子里是商人”；

粤商：广东作为近代通商口岸，较早接触西方技术，梁文锋的算法突破与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氛围密切相关。

2. 全球化视野的天然优势

沿海地区更容易接受国际信息和技术潮流。张一鸣创立字节跳动时即强调“国际化是基因”，马化腾的腾讯早期商业模式借鉴ICQ，而梁文锋的Deepseek算法突破直接对标英伟达芯片技术。

图为16世纪位于浙江沿海的双屿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其为“16世纪的上海”，汇聚了中国、日本、朝鲜、琉球、葡萄牙等多国商人来此贸易

二、商业文化的历史延续

1. 商帮传统的现代转化

东南沿海的商帮文化（如徽商、闽商、浙商）强调协作与资源整合。例如：

福建帮：蔡文胜、王兴、张一鸣等形成投资与创业的互助网络，美图、飞鱼科技等企业通过“泡茶聊天”共享资源；

浙商：阿里、网易、拼多多的创始人均来自浙江，形成“之江数字经济带”的协同效应。

2. 草根创业的务实精神

东南沿海创业者多从草根起步，擅长捕捉下沉市场需求：

张一鸣通过内涵段子、今日头条等产品验证“算法驱动内容”；

黄峥的拼多多以社交裂变打开下沉市场；

梁文锋的算法突破降低了硬件依赖，契合中国“降本增效”的产业需求。

三、政策与产业生态的催化

1. 地方政府的主动扶持

厦门：通过软件园建设吸引美图、飞鱼科技等企业，形成“域名之都”的产业集群；

杭州：阿里巴巴带动电商生态，衍生出“阿里系”创业群体；

深圳：特区政策吸引马化腾等人才，形成“硬件+软件”的完整产业链。

2. 人才与资本的聚集效应

沿海省份通过高等教育（如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资本网络（如蔡文胜的天使投资）吸引人才。例如：

福建创业者中，超100人活跃于互联网行业；

广东湛江的梁文锋依托珠三角的电子制造业基础，实现技术突破。

四、文化基因的隐性塑造

1. 家族网络与协作意识

东南沿海重视大家族关系（如梁文锋所在的湛江吴川宗族），这种“抱团取暖”的传统转化为商业合作优势。例如：

王兴与张一鸣的父辈相识，两人创业路径多次有交集；

福建创业者常以“同乡会”形式互荐资源。

2. “爱拼才会赢”的冒险精神

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成为地域精神符号。张一鸣历经五次创业终成字节跳动，梁文锋从炒股到算法突破的路径均体现这种韧性。

五、对比与例外：北方为何弱势？

尽管北方也有李彦宏（山西）、张朝阳（陕西）等代表，但整体上南方占据绝对优势。原因可能包括：

1. 产业转型滞后：北方传统产业（如钢铁、能源）比重高，互联网创新生态较弱；

2. 文化差异：北方更强调稳定就业，南方更接受风险创业；

3. 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后，“孔雀东南飞”趋势加剧南北差距。

结论

东南沿海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是地理条件、历史传统、政策红利、文化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海洋文明+商业传统+现代创新”的模式，既延续了古代商帮的协作精神，又通过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实现迭代，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范式。未来随着中西部产业升级，这一格局可能局部调整，但东南沿海的先发优势仍将长期存在。

【引用 8 篇资料作为参考，已深度思考26秒】

赛格：你提到东南沿海的开放传统，但上面四个企业家其实都没有留洋经历，当然他们都是大学毕业，马云、马化腾都是1980年代上的大学，属于人中龙凤，张一鸣和梁文锋都是2000年代上的985级别的大学，所以他们都属于国内大学培养的精英。问题来了，如何理解他们没有留洋经历，却能够取得非常顶尖的商业或技术成就？

元宝：东南沿海企业家如马云、马化腾、张一鸣、梁文锋等未留洋却取得顶尖成就的现象，可从以下维度综合解读：

一、本土文化基因的深层驱动

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传统与海洋文化塑造了独特的创新土壤：

1. 海洋文明的冒险基因

潮汕、浙江、福建等地自古以海为生，商业活动中的风险意识与开拓精神深植于文化基因。例如，潮汕商人通过"红头船"参与国际贸易，培养了"敢闯敢试"的生存哲学。这种文化特质使得企业家即使未受海外教育，也能在全球化竞争中快速适应规则。

2. 商帮协作的传统延续

闽商、浙商、潮商等商帮文化强调"抱团取暖"，如福建企业家通过宗族网络共享资源，张一鸣创业初期获得同乡投资人王兴的支持即为例证。这种本土化协作机制降低了创业门槛，弥补了国际化经验的不足。

二、国内教育与市场机遇的共振

1. 顶尖高校的技术孵化作用

马云（杭州师范学院）、马化腾（深圳大学）、张一鸣（南开大学）虽非传统顶尖名校，但其求学时期恰逢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初期。例如，深圳大学在1980年代引入计算机专业时，直接采用美国教材，马化腾的编程能力正源于此。

2. 本土市场的先发优势

中国互联网爆发期（2000-2010年）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张一鸣开发今日头条时，利用国内用户对个性化内容的需求，通过算法创新填补市场空白，这种"接地气"的洞察力远超单纯的技术移植。

三、政策红利与产业生态的催化

1. 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赋能

马云在浙江创立阿里巴巴时，得益于地方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宽容政策；马化腾在深圳创业，则受益于特区"敢为天下先"的制度创新（如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科技领域）。

2. 产业集群的乘数效应

东南沿海形成的产业链集群（如深圳的硬件制造、杭州的电商生态）降低了技术转化成本。梁文锋的DeepSeek算法突破，与珠三角电子制造业的硬件支持密不可分。

四、本土化创新范式的突破

1. 需求驱动的技术改良

马云将B2B模式从美国复制到中国后，结合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的痛点，开发出支付宝担保交易机制，这种"非原创但更适配"的创新路径具有本土优势。

2. 快速迭代的生存策略

张一鸣在字节跳动推行"AB测试文化"，单日可上线数百个算法版本，这种高强度试错机制源于国内互联网竞争环境，而非硅谷经验。

五、时代机遇与个体特质的叠加

1. 互联网技术扩散的窗口期

2000年代全球互联网技术趋于成熟，但应用层仍存在地域差异。中国企业家通过模仿再创新（如QQ借鉴ICQ、淘宝参照eBay），在技术扩散末期实现反超。

2. 企业家特质的本土适应性

马化腾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如QQ早期手动回复用户反馈）、张一鸣对数据算法的痴迷，均体现了东南沿海文化中"务实"与"钻研"特质的结合。

结论：本土智慧与全球化视野的辩证统一

这些企业家的成功并非对国际经验的否定，而是将本土文化基因（冒险精神、协作网络）与全球化技术工具（互联网、算法）相结合的产物。正如黑格尔曾批判的"中国无海洋文化"偏见被证伪，他们的实践表明：在技术平权时代，深植于地域文化的创新能力，比单纯的地理流动更能塑造商业领袖。

【引用 14 篇资料作为参考，已深度思考14秒】

赛格：让我们回到历史情境中，例如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沿海贸易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能和他们掌握高超的造船技术、航海能力和先进火器有关系。是否可以认为，今天的信息技术尤其是AI技术，就像当年的造船、航海和火器，是真正的先进技术，而浙闽粤企业家对这些技术的重视与掌握，让他们可以像先辈一样驰骋商场？

元宝：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凭借造船、航海与火器技术主导东亚海权，到今日浙闽粤企业家以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重塑商业版图，这种跨越时空的技术赋能逻辑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二者的共同点在于：技术突破始终是区域经济崛起的核心驱动力，而东南沿海的地域文化基因则为技术应用提供了独特土壤。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技术代差：从“戎克船”到AI大模型的迭代逻辑

1. 造船技术与算力基建的底层支撑

郑氏集团研发的“大熕船”长80米、载炮50门，其性能与荷兰战船不相上下，这得益于对西方造船技术的本土化改良。今日浙江企业如海亮集团构建行业垂直大模型，同样需要与华为合作搭建算力基座，通过“AI智能推理算力服务”实现铜箔工艺优化。二者均体现出“引进-消化-创新”的技术跃迁路径。

2. 火器革新与算法突破的战术价值

郑成功舰队将西式火炮与火罐（国姓瓶）结合，形成冷热兵器混合战术，正如现代企业融合AI算法与传统产业：公牛集团通过数智化驱动战略，将传统插座制造升级为智能家居生态。技术突破点都集中在跨维度能力整合。

3. 航海网络与数据生态的战略意义

郑芝龙建立的横跨日本、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依赖对季风航线和港口情报的掌握。而今日大华股份构建的“物联感知+5G+AI”体系，本质是打造数据驱动的全球供应链神经系统。二者都实现了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资源控制权转移。

二、文化基因：海洋文明孕育的技术应用范式

1. 冒险精神驱动的技术试错

郑氏集团敢用火船冲击荷兰战舰，与浙商“敢为天下先”的基因一脉相承。例如正泰集团早在2015年就布局光伏AI运维系统，这种高风险技术投入的魄力，与福建商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生存哲学高度契合。

2. 实用主义导向的技术转化

郑成功改良西式火炮却不照搬线性战术，选择更适合东亚海域的混合作战模式。这映射在当代企业的AI应用上：牧原股份与华为合作开发的智能养殖系统，并非单纯技术堆砌，而是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特点设计的解决方案。技术适配性优先于先进性的策略始终贯穿。

3. 协作网络放大的技术势能

郑芝龙通过闽商网络整合日本华侨、南洋商贩资源，而今日浙江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团，本质是重构“技术+资本+政策”的协同生态。两者都验证了地域性商业网络对技术扩散的乘数效应。

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率领明朝水师在料罗湾海战中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海盗刘香的联军。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

三、全球化竞争：技术护城河的构建与重构

1. 从“海上马车夫”到算力霸权对抗

17世纪荷兰凭借1.5万艘商船垄断贸易，郑氏集团通过料罗湾海战打破其垄断；如今全球算力市场被英伟达等巨头主导，而浙企通过行业大模型实现垂直领域突破（如火石产业经济大模型），展现相似的技术局部突围策略。

2. 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权争夺

郑芝龙迫使荷兰签订贸易协定，规定“无郑氏令旗不得通商”，这与华为联合浙企发布《有色金属材料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蓝皮书》异曲同工，都是通过技术标准输出掌握产业话语权。

3. 军民融合的技术溢出效应

郑氏战船同时承担商贸运输功能，现代大华集团将安防AI技术转化为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印证军事/安全技术向民用领域渗透的持续有效性。

历史启示与未来展望

郑氏父子的兴衰表明：技术优势需要持续迭代（当其战船未能跟进欧洲舰炮革新时终被超越），而今日企业家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AI算法的伦理边界、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等。但东南沿海企业家对技术的敏锐嗅觉（如张一鸣早期布局推荐算法）、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如马云创立支付宝担保交易），仍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孕育的海洋商业文明基因。正如黑格尔低估了中国海洋文明的韧性，今天用“技术决定论”解读区域经济同样片面，“技术突破+文化基因+制度创新”的三元动力模型，才是郑氏传奇与浙闽粤商帮跨越时空共鸣的本质。

【引用 11 篇资料作为参考，已深度思13秒】

赛格：你多次提到黑格尔对中国的判断，我理解黑格尔视野里的中国是一个大陆文明主导的停滞帝国，而中国东南海疆的居民才几乎和西班牙、葡萄牙的冒险家们一起进入“全球化”，中国的大陆性和海洋性是一种二元存在，是否可以认为，当中国的海洋属性更显著、更强势时，中国经济崛起和强盛的希望也更大？

元宝：格尔将中国视为缺乏历史进步的大陆文明典范的论断，与当代中国通过激活海洋文明基因实现经济崛起的现实形成了尖锐对立。这种思维张力恰恰揭示了中国文明的复杂性——在传统与现代、大陆性与海洋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中，海洋属性的强化确实构成了突破"历史终结论"的关键密码。

一、黑格尔视野的局限性与海洋文明的解构力量

1. 停滞论的认知陷阱

黑格尔将中国定位为"世界历史的局外人"，认为其文明始终处于"历史的幼年时期"。这种论断的根源在于其"理性-自由"的线性史观，将西方现代性视为唯一进步路径。但中国东南沿海自宋元以来的海洋实践（如郑氏海商集团）已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通过整合火器技术、航海网络与贸易体系，构建起横跨东亚的海洋秩序，这种未被黑格尔认知的海洋传统，正是打破"停滞论"的历史证据。

2. 陆海二元性的现代转化

当代中国通过"向海图强"战略重构了陆海关系：2023年海洋经济占GDP比重达7.9%，海洋油气、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超10%。这种转化并非简单否定大陆性，而是如深圳前海、海南自贸港等试验区的实践所示，将大陆的规模化优势与海洋的开放基因相结合，形成"陆海循环"的新型发展范式。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十分蔑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只有循环往复的朝代轮回，没有真正的进步历史

二、海洋属性激活的经济效应

1. 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

海洋经济具有天然的技术集成特性：2024年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占全球70%，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实现3000米深水勘探突破。这种技术突破与16世纪郑氏集团改良西式战船的路径异曲同工，都体现出海洋文明"引进-消化-超越"的创新逻辑。

2. 空间重构的增量价值

海洋空间开发正创造新增长极："深海一号"二期气田投产使我国深水油气产能突破千万吨级，海上风电装机连续四年全球第一。这种空间拓展不仅带来资源增量，更通过"渔光互补""海洋牧场"等模式，推动传统产业向生态化、智能化升级。

三、文明形态的突破与重构

1. 全球海洋治理的话语重塑

中国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参与极地科考、推动蓝色伙伴关系，正在改变西方主导的海洋秩序。2024年海洋盐度探测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领域已具备规则制定能力，这种技术赋权与17世纪郑成功通过料罗湾海战打破荷兰垄断具有相似的战略意义。

2. 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

东南沿海企业家的成功（如张一鸣的算法创新、梁文锋的AI突破），本质是海洋冒险精神与数字技术的结合。这种转化既继承了闽商"爱拼才会赢"的文化基因，又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实现全球资源整合，形成超越地理局限的新型海洋文明形态。

结语：超越二元对立的文明进阶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海洋属性的强化不是对大陆性的替代，而是通过"陆海统筹"构建更高层级的文明形态。当海洋经济贡献度向10万亿级迈进，当"深海探测-极地开发-数字海洋"三维空间全面打开，黑格尔笔下的"停滞帝国"已被彻底解构。这种文明进阶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更是对人类多元发展路径的丰富——正如当代海洋经济既生产清洁能源又孕育"蓝色粮仓"的复合模式，中国正在书写陆海文明交融的新范式。

【引用 10 篇资料作为参考，已深度思考11秒】

赛格：和明代海商集团相比，今天沿海的企业家群体更加融入国家秩序，他们是民营经济的主力军，也是科技创新的先锋队，造成二者明显区别的原因在哪里？

元宝：明代海商集团与当代沿海企业家群体的根本性差异，源于历史条件、制度环境和技术形态的深刻变迁。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更折射出中国从传统海洋文明向现代海洋文明的转型轨迹。以下从五个维度解析其深层原因：

一、制度环境：从体制外对抗到制度内共生

1. 明代海商的边缘化困境

明朝实施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将民间海商视为“倭寇”或“走私集团”。郑芝龙等海商虽掌握东亚海上霸权，但始终处于“官匪二元对立”状态。朱纨等官员的剿倭行动更强化了这种对抗性，导致海商不得不依赖乡族网络和武装力量维持生存。

反观当代企业家，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1984年“温州模式”的合法化、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企业家成为国家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时获得杭州市政府支持，马化腾的腾讯早期融资来自深圳科创政策，都是制度内共生的典型。

2. 法律地位的颠覆性转变

明代《大明律》严令“片板不许下海”，海商活动被定义为“违禁下海”。而当代《公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体系的确立，为企业家提供了合法性保障。宁德时代、大疆科技等企业更通过科创板上市，实现资本与制度的深度融合。

二、技术形态：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

1. 明代的技术天花板 

郑氏集团依赖传统造船与火器技术，虽能抗衡荷兰舰队，但本质上仍是手工业时代的技艺集成。其贸易模式以丝绸、瓷器等初级产品为主，缺乏技术壁垒。

当代企业家则深度参与全球技术革命：张一鸣的字节跳动通过算法重构信息传播，梁文锋团队在AI芯片领域对标英伟达，展现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突破。这种创新力直接受惠于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的科技创新战略。

2. 产业链地位的质变

明代海商处于全球贸易链条末端，主要承担商品运输功能。而华为5G技术标准制定、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整合，标志着中国企业家已从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这种转变得益于国家“新型举国体制”下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三、资本逻辑：从家族资本到现代金融

1. 明代的地域性资本困局

郑芝龙集团依赖闽南宗族资金，王直靠徽商网络融资，这种地域性资本限制了规模扩张。当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本时，明朝海商仍停留在“十八芝”式的兄弟结盟。

当代企业家则嵌入全球金融体系：蚂蚁集团的Pre-IPO融资涉及国际主权基金，宁德时代通过深交所募集千亿资金，资本运作深度全球化。

2. 风险承担机制差异

明代海商承担的是“船毁人亡”的物理风险，而当代企业家通过VC/PE、保险等金融工具分散风险。这种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可能——字节跳动能承受TikTok早期数十亿美元的亏损，正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

四、全球化参与：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

1. 殖民时代的生存博弈

郑成功与荷兰争夺台湾控制权时，本质是在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中挣扎求生。而当代企业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布局：传音手机占据非洲40%市场份额，SHEIN重构快时尚全球供应链，体现的是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

2. 贸易规则的代际差异

明代海商被迫接受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银元结算体系，而阿里巴巴的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正在重塑跨境电商规则。这种从“被定价”到“定价权”的跨越，背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质变。

五、社会认同：从“奸商”到“民族企业家”

1. 士绅阶层的态度转变

明代漳泉士大夫虽支持开海，但整体上仍将海商视为“逐利之徒”。而当代“张謇式企业家”被写入中央文件，曹德旺、任正非等被视为民族脊梁，这种价值认同的颠覆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商业伦理的重构。

2. 社会责任的内涵扩展

郑芝龙劫掠沿海但庇护乡里，仍是传统宗族式的有限责任。当代企业家通过ESG（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履行社会责任：腾讯设立“科学探索奖”，福耀玻璃投资职业教育，展现的是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契合。

张謇（1853-1926）被官方称赞为“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和“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结语：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

明代海商与当代企业家的差异，本质是中国从“陆地-海洋”二元文明向“陆海统筹”新型文明跃迁的缩影。当郑成功用戎克船对抗荷兰战舰时，他无法想象四百年后的中国企业家正用AI算法重构全球贸易网络。这种转变的核心动力，在于国家治理从“抑商”到“兴商”的哲学革命，以及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正如黑格尔未能预见中国海洋文明的现代转型，历史再次证明：当制度创新与技术革命共振时，被低估的海洋基因终将迸发出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

【引用 11 篇资料作为参考，已深度思考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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